第95章 饱暖无闲情（第1页）

    老弟曾经说过，自1988年之后，我就变得与以前完全不同了。然而，对于他的这种说法，我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，我认为真正存在严重问题的人其实是他。他那时候走上社会，很有可能被一些人收入眼中。那年也是母亲换大限的年份。
    正因为如此，我开始怀疑起1988年之后的记忆是否真的准确可靠。也许，那段时间生的事情已经在我的脑海中被扭曲或者遗忘了一部分。所以，我真心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对这段记忆进行深入的考证和探究，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。
    我不希望因为这些模糊不清的记忆，给读者们留下太多的遗憾和困惑。我希望能够以最真实、最准确的方式呈现出故事的全貌，让读者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其中的情节与情感。
    199o年5月的哈尔滨，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，燥热的空气里混杂着柏油马路被晒化的气息。我陪着岳父在哈一大二院候诊，消毒水的气味像一层无形的网，笼罩着整个走廊。此起彼伏的呻吟声从各个诊室飘出，让人心里紧。
    内弟国老大满头大汗地冲了过来，制服衬衫后背洇出大片汗渍，他喘着粗气问：“路上堵车，爸怎么样了？”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余光瞥见护士站那边，几个医护人员压低声音在议论：“听说儿媳妇汪雪也在省城，和厂长老文一起出差呢……”
    我的心瞬间悬了起来。汪雪是国老大的妻子，平日里在厂里一直本本分分，怎么突然和厂长单独出差？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底蔓延开来。
    几天后在宝东县家里，妻子接到汪雪单位的邀请，说是老文要请客。我们三人来到一家中等饭店，门脸挂着褪色的红灯笼，玻璃门上贴着“宾至如归”的字样。走进包间，汪雪和一个矮胖的男人坐在主位，汪雪烫了新型，抹着艳红的口红，看到我们，脸上挤出一抹不自然的笑：“快坐快坐，文厂长特意安排的。”
    老文油光满面，西装扣子几乎要被圆滚滚的肚子撑开，他点头示意时，眼神在汪雪身上黏得太久。国老大拘谨地坐在老文右手边，我坐在对面，看着服务员陆续上菜。菜品精致，却都是小巧的菜码，和东北人豪爽的风格大相径庭。
    “来，大家别客气，多吃点。”老文举起酒杯，琥珀色的液体在杯里轻轻摇晃。我礼貌地碰了碰杯沿，余光里，汪雪正用公筷给老文夹了一块红烧鱼，两人头挨着头，不时出低低的笑声，气氛暧昧得让人窒息。
    妻子轻轻踢了踢我的脚，我转头看她，她眉头微蹙，眼底满是担忧。回家的路上，自行车链条的咔嗒声里，我忍不住说：“你没觉得汪雪和那个老文有点不对劲吗？她一个普通女工，怎么突然就搞销售了，还单独和他出来住旅店，这也太不合常理了。”
    妻子叹了口气，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：“希望是我们多想了吧，别瞎猜，免得影响家里关系。”可我心里的疑云越积越厚，就像哈尔滨秋天的乌云，沉甸甸地压在心头。
    转眼到了秋天，枯黄的树叶在风中打着旋儿。厂里的流言蜚语像一场野火，迅蔓延开来。有人说亲眼看见大白天的，汪雪和老文在车里举止亲密，遗留的垃圾还被司机捡到了。
    国老大听到这些传言的那天傍晚，天阴得厉害，仿佛随时会下一场大雨。我们赶到他家时，屋里一片狼藉，摔碎的搪瓷缸和扯烂的照片散落一地。国老大涨红着脸，像一头怒的狮子，扯着汪雪的胳膊嘶吼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对得起我吗？”
    汪雪头凌乱，口红也花了，她猛地甩开国老大的手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跟你过的什么日子？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我受够了！”窗外，一阵大风呼啸而过，卷起满地落叶，也卷起了这个家庭的惊天波澜。
    九十年代中期，我和老弟躺在前院西屋的炕上，老弟突然说：“二哥，1991年元旦的时候他姥爷来找我，让我帮忙找肖海，托关系给看病，在哈医大四院住了几天，做了个小手术。”我一脸惊讶：“不可能啊，他的病我一直盯着，这么大的事，怎么没人告诉我？你二嫂也没跟我说过。”老弟急了：“是他不想让你知道，怕你担心，可能特意嘱咐家人别告诉你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别开玩笑了，他家人怎么会瞒着我？肯定是你记错了。”我们俩争执了半天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最后不欢而散。后来写故事的时候采纳了老弟的记忆，这样显得情节更突兀。
    1991年1月的哈尔滨裹着层灰蓝色的雾，邹金才的吉普车碾过结着冰棱的柏油路，动机轰鸣声里混着广播电台播放的《一剪梅》。我蜷缩在后座，羽绒服口袋里攥着皱巴巴的挂号单，指腹反复摩挲着“肺癌晚期”四个字，像触碰块烧红的烙铁。
    车拐进老弟单位时，他正站在锅炉房的蒸汽里搓着手。看见我的瞬间，他后槽牙磕得咯咯响，工作服都没换就跳上车。我俩谁都没说话，只望着车窗外的冰溜子簌簌坠落，直到哈医大二院的绿色楼体刺破灰蒙蒙的天际线。
    消毒水的气味刺得鼻腔疼。推开病房门的刹那，床上的老人像片即将凋零的枯叶，能被带进来的风刮走。岳父凹陷的眼窝里浮着层浑浊的光，喉结在松弛的皮肤下艰难滚动，那声“来了……”轻得像要融进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里。我蹲下身握住他枯枝般的手。
    医院走廊的长明灯在年三十那晚格外刺眼。我们用担架抬着岳父穿过飘雪的街道，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。岳父裹着厚厚的棉被，呼出的白雾在围巾上凝成霜花。
    当家门熟悉的木纹撞进眼帘，他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，枯槁的手指指着墙上褪色的全家福，嘴角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
    正月十四的清晨，寒气顺着门缝往屋里钻。我攥着新买的止咳糖浆推开岳父家铁门，刺鼻的霉味混着打翻的中药味扑面而来。方厅里，八仙桌歪在墙角，相框玻璃碎成蜘蛛网状。岳父佝偻着背坐在矮凳上，拐杖深深插进地板裂缝，整个人抖得像秋风里的枯叶。
    “爸！”我冲过去扶住他瘫软的肩膀，掌心触到的肩胛骨硌得生疼。老人仰起头，眼白布满血丝，干涸的泪痕在皱纹里蜿蜒：“昨儿后半夜卡车响”他喉咙里出嗬嗬的喘气声，“雪雪把冰箱彩电都装走了，说说孩子要去满洲里念书”
    里屋的景象让我血液凝固。曾堆满年画的墙皮剥落，露出灰白的水泥，床板上孤零零躺着半块吃剩的馒头。我踢开满地狼藉，在抽屉夹层摸到张泛黄的纸条，汪雪潦草的字迹刺痛双眼：“爸，别怪我们，厂里欠了二十万”
    三个月后的清明飘着细雨，我握着岳父冰凉的手，看他圆睁的眼睛映着窗外摇曳的柳条。入殓师要阖上他眼皮时，我突然想起那年他带我去水库钓鱼，水库里的水泛着碎金，他说等退休了要教外孙做鱼竿。
    五年后的宝东火车站，拥挤的人潮里出现了一个身影。汪雪瘦得脱了相，褪色的红大衣下摆沾着油渍，身旁的小女孩怯生生攥着她衣角。听说她在满洲里的皮鞋厂倒闭那天，老文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连夜消失。她回来找国老大时，正撞见对方在给新媳妇戴金戒指。
    列车汽笛呜咽着划破长空，汪雪的背影渐渐融进暮色。站台角落的垃圾箱旁，几张泛黄的照片随风翻卷，露出全家福里岳父年轻的笑脸——那是个永远停在腊月的冬天，和一段被风雪掩埋的故事。
    近三十年过去了，她一直不让女儿回来认父亲。有一次，父女俩见面，却擦肩而过，女儿甚至以为是父亲的错，真是令人唏嘘不已。每当想起这些事，我就觉得汪雪虽然外表漂亮聪明，可她的所作所为实在太无情无义，为什么就不能等岳父离世后再离婚，非要在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给他带来如此沉重的打击呢？
    汪雪是咎由自取，她没有玩过老文，但那时候的社会已经生了变化，如果早几年，汪雪会把老文送进监狱的
    八十年代的夏天总是来得格外炽烈，蝈蝈声穿透安国公社供销社的玻璃橱窗，在摆满搪瓷缸、花布和肥皂的货架间回荡。我站在柜台后，用竹编的圆扇拍打着热浪，看着公社大院门口那棵歪脖子柳树在风中摇晃。
    早班客车的汽笛声准时响起，却惊起比往日更多的骚动。我踮脚望去，只见两个穿的确良衬衫的男人押着一个身影从公社大院里走出来。那人耷拉着脑袋，藏青色中山装皱得不成样子，右脚拖着地在柏油路上蹭出刺耳的声响。围观的人群像被风吹动的麦浪，层层叠叠地往前涌，议论声裹挟着尘土扑面而来。
    “这不是食堂的崔师傅吗？”隔壁裁缝铺的王婶攥着半截花布挤进人群，“昨儿还见他来买火柴呢！”
    我心里猛地一沉。崔师傅常来供销社，总爱买散装的茉莉花茶，说话时左眼会不自觉地斜向一边，但眼神却清亮得很。他总把钱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柜台上，走时还会笑着说“给同志添麻烦了”。这样的人，怎么会被公安五花大绑？
    供销社的柜台很快成了消息中转站。提着竹篮的妇女、背着草帽的社员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拼凑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除了崔师傅，还有民康大队的娄桂兰。我想起那个黑红脸膛的女人，她买雪花膏时总爱反复摩挲包装纸，指甲缝里沾着洗不净的泥土。
    据说他们相好已有半年。起初，崔师傅常给娄桂兰捎来食堂剩下的肉票，偶尔还塞几张皱巴巴的纸币。可渐渐地，承诺的新衣裳没了踪影，说好的粮票也打了水漂。那天傍晚，有人看见娄桂兰从公社食堂冲出来，头散乱，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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